2013年2月26日 星期二

【閱讀】黃霖《中國古代小說敘事三維論》時間卷

《中國古代小說敘事三維論》時間卷[1]

第一章 回顧與瞻望
第二章 傳統時間文化與小說敘事特徵
第三章 天時、人時與敘事架構
第四章 頭緒、次序與時間統籌
第五章 追溯、預言與時序倒錯
第六章 時間變形與時速調控
第七章 《水滸傳》「夜化」敘事及其特效
第八章 《聊齋志異》「夜化」敘事及其特效


第一章 回顧與瞻望
    中國小說「時間敘事」的研究,於80年代受西方敘事學影響始開啟風潮。追本溯源,中國史傳的「編年」、「紀傳」體例直接提供小說敘事的時間技巧參照,是以中國小說「喜好利用前朝故事演說生活哲理」(6),也習於透過人事變遷昭告時間推移。此外,「季節」的運用也是常例。又中國人對於時間的刻度感不強,卻有豐富的哲思性時間「經驗」,「(中國人)沒有很純粹的物理性的『測度時間』概念,卻擁有更多的『標度時間』經驗,即對時間作意態的、哲理的、宿命的闡釋」(9)
中國小說的時間敘事研究起步雖晚,但中國小說的時間敘事的傳統卻淵遠流長,在研究上需注意其自身特色,未可機械式套用西方理論。
◎吳國盛:「中國人的時間觀活在本源性的標度時間經驗中,對『時』、『機』、『運』、『命』、『氣數』的領悟,構成了中國傳統時間觀的主體。」→「時」的四層含義:1.天象、氣象、天候 2.機會、時機 3.宇宙某種神秘的力量和趨勢,時運。[2]
   



第二章傳統時間文化與小說敘事特徵
   本章言及中國時間文化之特色,包括「1.時間具象化」(物態化+時與事並)、「2.時期循環觀」(時間情態化)與「3.時運觀念」三項。
時間具象化指中國人習慣以具體事、物來指出時間的推移,如「兔走烏飛」或「五更造飯」,或者以季節、節氣、時辰表現時間等,賦予抽象時間較為精確的時間刻度,也能使小說人物活動有效完成時空跨越。此節亦提及史傳文學的啟發,分別引領了側重「編年」(如:《三國》、《儒林》)與側重「紀傳」(如:《水滸》、《金瓶》)的小說系列,前者時空跨度大於後者,後者則更有餘裕營造成真切的時空感。
中國特有的「循環」、「圓」的時間哲理啟發了小說中的「時期循環觀」,依此生發中國小說特有的宿命觀與人情化時間敘事。從《三國》的合久必分,分久必合,到小說隨處可見的人事與季節變化相呼應的敘事模式,皆體現了「天道往復」,「悲天憫人」的人生哲思,亦是無可逃脫的人生悲劇況味的來由。
φ中國人從哪裡學得「悲天憫人」?與西方的「原罪觀」可以如何比較?中國人對於天會有「不可測」的恐怕慌,會呼喊「天喪予」,西方人似乎對天有更深的相信,云「上帝總有祂的安排」,這算不算是一種更虔誠的宿命觀?
    中國人相信天人合一,無論國家天運或個人宿命,均乃「自有定數」。此一觀點的積極發揮,促成中國小說出現一系列「時來運轉」故事,天命的注定,足以造成故事情節的「突轉」,讓主人翁發跡變泰或者境遇不凡,此間人的作用力絕小於天,亦是中國小說的一大特色。


第三章天時、人時與敘事架構
    本章提及「天時」、「天氣」、「因果」、「四季」、「時令」、「節日」等時間敘事,另外比較特別的,是論及「百年」空幻感的議題。
中國自古有「順天則昌,逆天則亡」的概念,觀《三國》全書,曹操亡時嘆「天不助我」,諸葛末時亦是天亡之,以大雨救司馬懿,是以無論奸雄、忠臣,其實是「天時」在全盤操控。
    天時的更具體化即為「天氣」,透過「天人感應」觀,天氣常與人事相呼應,戰爭小說時有寫「天氣」的筆墨,成者謝「天公作美」,敗者則曰「天亡我」,天氣可用來綰合命運、渲染情緒,更可解釋成敗,是研究小說敘事的一個良好視角(φ到底是怎麼想到、觀察到的……)
    再者,佛教因果觀,傳統天理循環觀共構完成故事的圓轉架構,體現富有醒世意味的人生感悟。中國以農、戰為主的社會,生出「時機」之說,進而有農時、軍機、商機、機不可失等社會經驗,形成特色。
    此外,中國小說常以四季循環開展故事時間,而季節變化又常隱含著相對應的象徵意義(如《金瓶》的人情冷暖),《西遊》中的四季循環則隱隱消解了直線式的西天取經的意義,空出更多空間在於過程中哲思意義的探尋。
◎樂云:「表面看來,四季的周而始減緩了敘事時間斗佳進意義,但它並非無意義的,恰恰相反,它隱含了敘事文本中最重要的主旨:取經之路是可有可無的,結果是虛無的,而過程也是徒勞。這樣,具體而理性的取經之旅讓位於具有濃郁象徵意義的哲理探求上。[3]
    季節之外,「時令」、「節日」亦是可堪觀察的時間藝術,小說中的時令富含人情意涵,而節日常常是生發故事的關鍵「時機」,亦值得觀察。尤其書中提及中國的時間觀特有「時機」的概念,頗有意味。
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「時」,不是西式的純自然的「時間」(time),而是強調機緣的「時機」。(45)

    第三節討論「百年」天數及其意蘊,是很有趣的命題。書中提及多數小說以「百年」做為總敘事長度。百年之外,又獨愛「108」,這或與佛教將之視為神秘數字有關(如數珠108顆,唸經108遍,撞鐘108響……)。對應對於「史」的鍾情,百年恰好是個可以娓娓道來的數字,也足以構成「瞬間百年」的反諷及人生空幻感,並且大大增強了小說悲涼意味的審美張力。
◎夏曾佑:「中國憝史有一公例:太平之世必在革命用兵之後四五十年;從此以後,隆盛約及百年。百年之後又有亂象,又醞釀數十年,遂致大亂,復成革命之局。漢、唐、宋、明,其例一也」[4]
    「百年」機制擴大而論,結合上述「一治一亂」的循環機制,便可闡發「物極必反」的趨勢,確立「因果報應」的結局。即或小說書寫未及百年,仍於書中可見「百年」之嘆,如《金瓶》只寫十七年,但開頭楔子仍以「百年」為說;《醒世姻緣傳》則以兩世各50年,合為百年,強化因果輪迴的時空圓轉效果。
φ或許也和對一個作者──「人」而言,能夠掌握的時間跨度差不多是百年有關。若是一隻孑孓來寫,大概就寫不出百,而若是一隻烏龜來寫,則可能以「千年」為單位。

.師:「律」的概念,以「律」破題→文類性質的自我標示


第四章頭緒、次序與時間統籌
    此章講情節線索敘事的次序。先從古代小說的「帳簿」觀講起,拈出此觀念形成的二個線索:一來自史傳,形成小說的「補史」企圖,以書寫帝王年表為務;二則來自宗教,即佛教因果觀外加道教功過格。帳簿式的寫法能讓小說的時間線索井然,卻不易寫出場景細節,梁啟超明白指陳其「寡味」[5]。有趣的是,《隋唐》提出帳簿觀以提高身價,期能位列史傳,然張竹坡評《金瓶》,卻提出「變帳簿以作文章」的概念,反把「帳簿」視為貶抑,唯有突破時間的「記帳」習慣,方能空出餘裕敷演細節。張竹坡具體指出《金瓶》裡時間錯置的現象,卻認為那是作者刻意為之,以增加其藝術性。又如《紅樓》多處刻意隱去時間線索,把情境設於飄忽虛實、可考與不可考之間,除去對於時間的專注,更有效地直擊人性、人情根本,贏得更廣闊的闡釋時空。
    接著再說加上了佛教因果與道德功過格後,「帳簿」敘事的「勸懲」結構功能更為加強,助長史傳總結得失的能量。另一方面,民間「功過格」的概念也透露了人們自掌命運的企圖,是精神生活的一種進展(如「了凡四訓」)
˙師∣中國讀書人的基本習慣「考據癖」。《紅樓》可考不可考→宣告親歷文本+神話,新加坡「影文性」→歐洲有明確藍圖,但沒有一座教堂是蓋好的→未完成性,永遠可以補白

    第二節引入「共時」、「歷時」的討論,此一概念來自索緒爾語言學[6]。歷時性敘事予人一氣呵成的頭緒性,而共時性則給人相互輝映的「現場感」,古代小說敘事則從「歷時獨行」而至「歷時與共時並用」。白話小說較文言更大量運用編年筆法,而又有龐大的情節需要調度,因演出「花開兩朵,單表一枝」的操作,進入共時性操作,可以說是運用「話分兩頭」的共時性策略達成順敘的歷時性敘事目標
    在「歷時性」方面,中國小說不若西方從一人一事寫起,而往往從宇宙洪荒寫起,定要拉出一個共通的起頭,舉出宏闊的時間線索(φ文言小說的短小篇幅也有如此現象嗎?),為了保證時間的線性連貫,在「沒有故事」的時段不惜採取套話充填,故而造成「時間滿格[7]」的特色,全無情節活動,只意在向讀者交代清楚時間,即使遇到時空交錯的情況,也要設法拉到歷時性的線索中。至白話小說為求取信於人,往往採用「減頭緒」的方式,聚焦追蹤單一支線索,於是便形成上述「單表一枝」的言說特色。
    所謂「花開兩朵」代表空間性敘事的隱喻,而「各表一枝」則是共時性敘述方式的隱喻(81)。綜而言之,文言小說不擅共時性書寫,即使寫男女故事,仍然謹遵「接力式」的線索交代(如《珍珠衫》寫楚夫婦分離→楚人妻與新安人私通→新安人遇楚人→楚人休妻→妻改適吳中進士→進士救楚人→楚夫婦團圓),但在改寫成《蔣興哥》時,敘事則運用「各表一枝」的手法(如按下三巧不表,單講蔣興哥從商辛苦;同時寫三巧被休回娘家與蔣興哥休妻後行動),使人物之間的關係錯綜,進而促成空間構建的層層並置。如此手法也習見於「騙局」式話本小說。

師∣帳簿:一筆一筆,校核


第五章追溯、預言與時序倒錯
    此章在講「倒敘」與「預敘」的特色與作用。
    中國的追溯敘述傳統源於史傳的「追本溯源」,早在《尚書》、《左傳》便多有運用,文言小說乘其語言之便,將此一技巧借用純熟,著名篇目如《補江總白猿傳》、《薛偉》等,多用「初」、「先是」等字眼引起追溯,但白話小說發展於民間說唱藝術,在口傳的表演場合,「倒敘」較難發揮,是以在文言小說改篇為白話的過程中,常常將其追溯性取消,改為順敘[8]
白話小說對於追溯的運用,則常只在於「補充說明」的局部性運用,有時會透過作者與虛擬聽眾互動的方式展開。其功能為「為突兀情節圓場」、「完成『局騙』式故事的推理釋疑」以及「補述人、事發展之邏輯前提」(如:《三國》補充楊修事蹟,說明才高震主之理)

預敘部分則為中國古代小說之「強項」!此與占卜文化在民間的盛行有關。文言小說且看《聊齋》一書便有〈妖術〉、〈陳雲棲〉、〈續黃粱〉、〈促織〉等以占卜引領故事主線的篇章。白話小說中的預敘運用同樣普遍,除了占卜之外,還有童謠式讖言的運用,大抵可達成「營造懸念,點染氣氛」、「串連時空,草蛇灰線」的效果;而若情節結局與占卜效果有所出入,則達到「製造反諷性的結構遊戲」(如《蔣興哥》占者說「月盡月初,必然回家」而促成「錯認」)的效果。另外,有些小說更以「楔子」的方式預言,形成整體的大預敘形式。
◎楊義:「中國的敘作品往往在開立採取大跨度、高速度的時間操作,以期和天人之道、歷史法則接軌。這就使他們的作品不是首先注意到一人一事的局部細描,而是在宏觀操作中充滿對歷史和人生的透視感和預言感。」[9]
第六章時間變形與時速調控
    物理時間雖然固定,但心理時間卻由「心」定,是以小說中的時間往往可以彈性變形。本章第一節談「夢境、仙境、古今錯置」的時空設計,第二節談「時速調控」的相關問題。
    夢境、仙境是常與現實對照的超現實時空,在文本中形成夢幻感受。一般而言,夢境時間多數被拉長,歷經人生劫難;而表達樂感意識的仙境時間則常遭壓縮、捶扁,衍成一系列「仙境淹留」故事,讀之可嘆「人生短暫」,尤其在人命危賤的魏晉六朝與中晚唐特別盛行。至《西遊》給出一個天上人間的大體換算標準:「天上方一日,人間已一年」,同時全書操作動輒千、萬年的「大時間」,打破現實常規,寄寓人生感悟。
    唐傳奇《周秦記》為開古今錯置先河,展現搬動古今時空的大氣魄。其後有相同類型之作,形成「與古今美人共舞」的「風流」想像;另有一脈則是「與古今文人遭逢」的「風雅」韻事(如張讀《宣室志.陸喬》);再有借助佛教因果,後「轉世」串連古今兩世的寫法,如《鬧陰司》、《隋唐》、《西遊補》、《綠野》等。

    「時速調控」一節借用西方敘事學「顯示」(showing)、「講述」(telling)(φ但好像講反了……)概念,用以解說文言、白話小說的「語速」之不同(文言妙語梗概,白話絮叨歷程),文中追索原因其一在於「印刷術」的發達,提到文言小說多以抄本在文人間流傳,未受「商業化」(即使蒲氏亦未眼見《聊齋》付梓出版);白話小說則在活字印刷普及之後,極具商業性,因以「講述」(φ?)手法展演濃厚時代氣息與實質空間氛圍。
    接著又以中國式術語「提綴/敷演」(此說起於宋代,頁117)對照敘事學「概述/場景」概念,討論文言改編為白話的「敷演」情形(如「移花接木」手法等),有助於強化人物活的的現場感,文中並明確指出《水滸》中的許多精彩段落是靠放緩敘事時間速度完成。敷演手法包括:1.直接引語(引用人物對話)2.運用渲染語:包括1.逞修辭手段或2.以詩詞賦等套語藻飾(景物、美人、性交過程)。但過多的渲染語雖令人稱奇,卻難以使所述具像化,甚至阻斷故事進行,至清代《紅樓》、《儒林》已修正此一現象,《儒林》取消回前回後詩賦,《紅樓》中的詩詞則多為故事中的人物所作,非額外的無機藻飾,算是古代小說技術的一大進步。

第七章 《水滸傳》「夜化」敘事及其特效



第八章 《聊齋志異》「夜化」敘事及其特效










[1] 黃霖、李桂奎、韓曉、鄭百意,《中國古代小說敘事三維論》(上海: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,2009)
[2] 吳國盛,《時間的觀念》(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,1996),頁37
[3] 樂云,〈略論《西遊記》的時空布局及其超越〉,《廣東工業大學學報》(2007年第一期),頁54
[4] 梁漱溟,《中國文化要義》(學林出版社,1987),頁247-248。用以解說「一治一亂之循環」。
[5] ()梁啟超,《中國歷史研究法》第二章〈過去之中國史學界〉(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),頁23
[6] (瑞士)費爾迪南.德.索緒爾著,高名凱譯,《普通語言學教程》(商務印書館,1980),頁143
[7] 趙毅衡,《當說者被說的時候──比較敘述學導論》(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,1998),頁100
[8] 陳平原,《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變遷》(北京大學出版社,1989)292-294。考察八篇改寫作品,皆改追溯為順敘。
[9] 楊義,《中國敘事學》(人民出版社,1997),頁15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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